这位科班出身的法学博士说，这个国家需要冷静，这个民族需要冷静。

政治体制改革涉及领域十分宽广，应该做和能做的事非常多，其中除按普遍、直接、差额的原则改革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推进预算民主外，还包括敦促和帮助执政党改善其领导方式，理顺执政党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自治组织的关系，启动宪法监督体制、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改革司法体制、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等等。预算民主这个概念所指涉的内容是非常丰富多样的。

这使得他的相关判断显得缺乏真实性。可见，生活中的预算民主是活生生的和具体的，并非像预算民主概念那样铁板一块、不可分割。只有多党民主才有预算民主论的第二个错误，是将预算民主与其外部要素之关系，做了过于简单化的理解。那文章发表后，我注意到自己的观点有幸得到了方绍伟先生的评说，方绍伟先生文章标题是，《只有多党民主才会有预算民主》，文章的基本观点直接反应在其标题上。然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的《有选举民主才会有预算民主》原本好端端地放在那里，此时也随着方先生的《只有多党民主才会有预算民主》变成了参数错误。

乔治·华盛顿是不主张搞政党政治的，故美国建国初期并无政党政治，但那时的美国已经有预算民主，却是不争的事实。此论之要点，读者可以见诸方先生文章的如下论说：预算民主固然无法成为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可有选举民主也不会有预算民主，因为，只有多党民主才会有预算民主。这是现代民商事法律的基本归责原则。

不仅原告无法拿出证据来证明其伤害系被告所致，而且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措辞也非常明确：当事双方对此事故的基本事实陈述不一致，都无法提供证人及证明交通事故事实的相关证据。其次，如果该案不构成交通事故，就不能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关于无过错责任的规定，因为适用这一条的前提是构成了交通事故。在很多情况下，还原经验意义上的事实不仅成本巨大，而且不具有可行性，因为曾经发生过的事实无法重复，正如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其实，许是否投保交强险与原告受伤是两个独立的、完全不同的事件，不能混为一谈。

如果一个人做善事之后，得到的回报是负面的，那就会扭曲人们的行为动机，降低甚至摧毁其行善的积极性。有何证据表明原告当时发生了惊慌错乱？有何证据表明这种惊慌错乱是由被告车辆造成的？又有何证据表明是这种惊慌错乱导致了原告的伤害？怎样的距离才算是短距离？六七米或者十几米还算吗？承担责任的距离究竟有多长？……此种推理滋生的问题多多，法官很难回答。

这意味着，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必须是车辆造成的，也就是说，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与车辆之间必须得有因果关系，如果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能构成交通事故。那么，在许云鹤案中，有证据表明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吗？没有。哪怕被告着实作恶了，如果原告不能举出证据来，也只能自食苦果。由此，司法审判只能根据争议各方提供的证据进行推理论证，对于不能提供证据的起诉者，其主张无法获得支持，无论经验意义上的事实是否有利于他（她）。

判决书指出：假设……双方并未发生碰撞，原告系自己摔倒受伤，但被告在并道后发现原告时距离原告只有四五米，在此短距离内作为行人的原告突然发现被告车辆向其驶来必然会发生惊慌错乱，其倒地定然会受到驶来车辆的影响。之所以要确立这样的原则，是因为现代社会尊重个人价值，强调自己责任，强调个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对非因自己行为导致的后果负责。该规定非常明确：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

既然原告不能证明彭或许的行为造成了伤害，怎能让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是过错责任，即在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只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如果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司法审判的关键是讲证据，没有证据通常会让发起诉讼者承担风险，尤其是在民事诉讼中。进入 王建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许云鹤案 。

在任何社会，行善几乎都是一种稀缺资源，是一种珍贵的社会资本。其实，这条规定中的因字已经明确界定了交通事故的构成要件。然而，法官在该案中错误地把原告受伤当成了交通事故，并进行了缺乏根据的推理。为何法官会作出这样的裁决？它们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无论如何，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是，在既无证据认定彭宇和许云鹤这样的人行善也无证据认定其作恶的情况下，法官不要轻易选择后者，因为这很可能会对行善动机和美德文化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有些部门法学者也诡异性对此进行策略性的配合，而期望达致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

其四，宪法学者在重大立法活动中的失语与宪法学者自身的缺失有密切关联。宪法学者在此次立法活动中能否凤凰涅槃，实堪拭目以待。

上述颇让宪法学者尴尬的现象是何以产生的，揆猪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其一，官方主导的立法模式，一向认为吸纳学者参与加入只是决策优化的必要，而立法的思路、主要内容应由官方把控。其三，立法中的意识形态思维，导致立法的主导者有意无意对宪法问题采取趋避的态度。

近十多年来，国内重大立法活动宪法学者不在场似乎成为一种常态。当社会问题迭出时，宪法学者却只能黯然地渐行渐远。

时下社会热议的刑诉法修改再次让部门法抢滩，但其关涉的最重大问题如司法权配置、人身自由保障、警察权恣意的防范、律师制度作为法治三角之一地位的肯认等，都是不遑多让的宪法问题。主观上将宪法视为完全政治性的法，人权、宪政等是高电压的危险物，能不触碰则不触碰。另外，诸多立法活动，需要宪法学者在睿智之外，还有扎实的部门法功底与对实践问题的真切把握，惜乎诸多宪法学者在此方面表现出先天不良。当下中国声名最为卓著的法律学者首当其冲是部门法学者。

甚至2004年宪法修正时，修宪委员会倚重的最主要专家亦并非宪法学者。学者所起的作用定位于技术性的论证与修饰上。

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个案。上述独具特色的中国法治演进模式导致了宪法权威的虚化和宪法学者地位的边缘化。

从《立法法》到《物权法》再到刑诉法的修改，立法、修法的专家组成员罕见宪法学者的身影。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立法缺席 宪政学者 。

当下的宪法学者充其量只是处于蓄芳以待来年的状态，宪法学成为显学可能也只是黎明待晓。于是某个部门法的修改圈定某类部门法专家成为一种惯行。摸着石头过河在法治领域的典型体现是部门法突破宪法，宪法倒转过来对此突破予以背书。其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渐进式逐步推进的，与之相适应，中国的法治发展亦并非以宪法为原点。

强调宪法学者在重大立法活动中的在场，并非所谓的地盘意识使然，实则是诸多典例足证立法专家结构的不良最终导致了诸多立法的瑕疵。而学者的话语权很多情况下不过是声誉的喧哗。

物权法制定，若无巩献田教授捅破那层皇帝的新衣，一帮民法学者就是准备通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路径将宪法问题降解为民法问题的近十多年来，国内重大立法活动宪法学者不在场似乎成为一种常态。

其三，立法中的意识形态思维，导致立法的主导者有意无意对宪法问题采取趋避的态度。宪法学者在此次立法活动中能否凤凰涅槃，实堪拭目以待。